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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论文:网络社区的伦理问题研究(5)
发布日期:2019-11-06 17:34   来源:未知   阅读:

  许多人把网络社区伦理问题的出现归结为网络自由。网络明显地拓展了表达自由权的能力,使信息分享更为便利。迈克尔?戈德温(MichaelGodwin)认为,网络“把‘出版自由’的全部权力交到了每个人手中”。但是,网络世界的正是大部分网络伦理和网络公共政策问题产生的根源。

  这里隐含一个前提:收集和分享可识别的个人信息也是“言论”的一种形式。那么,组织和个人的的适当范围是什么呢?许多互联网技术先驱者坚持认为,网络空间的自由表达权的范围应该尽可能地宽广,他们为具有自由精神的网络和能够毫无限制的访问各种形式的网络言论据理力争。但是,随着互联网用户,特别是脆弱人群(如未成年人)对网络使用的日益频繁,促使一些公共政策制定者反思放任自由的管理方法。这导致了网络社区“自由而不混乱,有管理而无政府,有共识而无特权”。政府可以有威权却无法控制,法律可以通过却无任何意义。

  朱利叶斯·凯撒说:“任何人生来都渴望自由,痛恨奴役状态。”康德宣称自由是“每个人据其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虽然自由是如此重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由”赋予不同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所谓‘自由’这个名词,本身还是一个不确定的、笼统含混的名词,并且它虽然代表至高无上的成就,却可以引起无限的误解、混淆、错误,并且造成一切想象得到的轨外行动……”

  哲学上的自由是指是主体意志与客观规律的统一,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自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对必然的驾驭。客观规律是一种必然性,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主体没有认识这种必然性之前,它是以一种“盲目”的力量起着作用,主体受其束缚和压抑,此时作为主体的人是不自由的。但是,人类在实践中逐渐学会了运用规律,即在其作用的范围内进行合乎目的的选择,实现对客体的驾驭和控制,从而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人类对规律的认识越全面、越深刻,运用规律、驾驭客体、改造世界的能力就越强,获得的自由就越多。其二,自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同。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知和运用,只是实现意志自由的前提,而非自由本身。有时在实践过程中会发现与自己的主观意志相左,而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正如卢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主体的自由意志外化为现实世界的能力,要受到客观规律的限制,惟有遵循规律,自觉自愿地按照规律办事,主体才能摆脱受束缚的感觉。真正的自由是不断由意志自由转化为行动自由的一系列过程。

  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指向的是一种权利,即自由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始终是资产阶级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他们把自由宣布为天赋的权利、自然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实际社会中又表现为社会权利。自由权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洛克更是宣称:“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人类能够承受法律,在人类的各种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制约,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自由。”当然,洛克的法律和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和自由,因为法律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立法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的价值取向,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候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通权利而己。”

  在西方法学理论和宪法学中,言论的表达自由被看作公民“最根本的权利”或“第一权利”,是其他自由权利的“源泉”,又是其他自由的“条件”。表达自由的价值也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他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

  学者们对表达自由的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大多数人认为,表达自由指的是公民有利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信息、知识等的自由,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法律保护。既包括微观层次的表达自由,如言论、讲学、著作、出版、艺术、绘画等自由,也包括中观层次的表达自由,如集会、游行、示威、结社自由等一些激烈的表达形式,还包括宏观层次的表达自由,如政党活动的自由、投票选举的自由等。由于网络身份的虚拟性,集会特征表现并不突出,因而网络自由主要表现为、出版自由和艺术表现自由,且以为典型代表。

  网络社区的显现了狂欢的本质,网络成为人们摆脱各种压制力量与繁琐无趣乏味日常生活的有效方式,成为过第二种生活的广场,怪笑与诙谐变成了广场中的纵情恣肆。在正统、严肃、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里,平民大众过着平凡、常规、谨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对权威、权力、真理、教条、死亡充满屈从、崇敬与恐惧。但网络社区就是一个狂欢的广场,是在现实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颠倒的世界”,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性别的区分与界限,人们平等而亲昵地交往、对话与游戏,尽情狂欢,对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予以颠倒、亵渎、嘲弄、戏耍、贬低、歪曲与戏仿。不拘形式的狂欢语言是制造狂欢气氛和狂欢感受的关键,包括加冕与脱冕、易位、换装,改变身份、角色,不流血的身体攻击、打嘴仗,各种骂人话、顺口溜、神咒等等,是江湖郎中与商贩式的语言,充满吹嘘与言过其实的“最最最最……”,以及喜剧式的打赌与发誓。

  网络社区的实质决定它不是自由的天堂。莱斯格教授在《代码》一书中指出,“网络空间”一词并非指自由,而是指控制。他反驳了关于网络本质的一个流行观点,即网络的本质就是自由。他认为,网络的本质部分由其架构决定,并且网络空间可能的架构有很多。这些架构所蕴涵的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其中一个差别就是可规制性(控制某一特定网络空间行为能力)的区别。某些架构使得行为更可规制,其他架构使得行为不易被规制。并且,控制的架构正在取代自由的架构。随着网络正在被重新打造以适应商务活动的需要,既有的架构正被修修补补以便更有效地服务于商务活动,可规制将成为这种转变的副产品。换句话说,使商务活动成为可能的改变也就是使规制变得容易改变,尤其是那些处于电子商业目的而旨在将网络商业化的代码。对自由的想象力的强大无边和精神历险的无往不胜是以自由行动的萎缩为代价的,因为,“存有的自由是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个人站起来反抗社会。但是拥有的自由则没有攻击性,因为这样的自由可以进入(体制的)游戏中,它自己却不知情。”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看来,社区(共同体)是一个为人们遮风避雨的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使人们相互依靠,诸种情感体验共享、互助、共勉。网络社区具有这种理想情景的表象,但是,实际却是一个“妄称为共同体的集体”,不过是“一个人们还希望能找到的天堂”。它假装正义、梦想已经实现,要求人们无条件忠诚。虽是避难所,但却难以“培育出相互尊重”,反而成为隔离区,“成了社会分裂、社会碎片化和社会沦丧的实验室”。

  网络自由或成为廉价的权利。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其复杂性和专业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有能力涉足网络核心代码编制序列的是少数大公司、大财团,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这些公司、财团施加影响,网民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的投资倾向。正如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所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简言之,提纯乙酸丁酯的方法,就是网络伦理意义上的公正在网络时代更多地表现在对信息的占有量上。于是,互联网成了一个多种势力、多种价值博弈的世界,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自由”成了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

  网络自由是人为“设置”的不平等自由。一方面,网络社区中的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掌握着社区的核心话语权,这些舆论领袖充当网络传播的评介员、转达者,人际沟通的“小广播”和“大喇叭”,是各类信息的闸门和滤网。意见领袖的一项重大功能就是议程设置,他们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因此,网络自由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参与”的表达自由,所谓的“议题”可能受到操纵,“意见环境”可能是被营造的结果。另一方面,表达尤其是政治表达,参与者必须对所讨论的议题有所了解,讨论才能有价值,否则就沦为纯粹的表明某种正当性的工具。随机性在表达中不能完全杜绝,但随机性达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随意,自由与理性是连襟,随意背离了自由的本意。正如马克思所言:异化和异化的克服走着同一条道路。阿什德更是宣称:“传播给人更多自由,也允许更多控制和监视。”

  网络自由受到舆论控制机制的限制。社会心理学认为,舆论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机制,对个人和群体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沉默的螺旋”假说。它指的是,人们在表达自己思想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就会越积极的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越被大胆地发表和传播。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甚至会被群起而攻之,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了另一方的增势,如此反复循环,便形成了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于是,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气候”(OpinionClimate)来影响和制约舆论。因此,互联网作为传媒工具,具有和其他传统媒体传播联动促成舆论的功能。“网络权威”的见解可能成为通说,并且这种通说借助网络的高速传播会变成不能挑战的真理。“在网络空间,社会孤立的动机并没有消失,网络群体对个人意见的压力作用方式有所变化,强度相对减弱,但其影响依然不容忽视。从众心理的动因继续存在,从众现象依旧普遍。”“沉默的螺旋”既是阻碍个人公开表达意见的因素之一,也是“媒介对舆论的控制机制”。

  匿名言论和话语狂欢为表达自由留下隐患。我们应当承认,匿名性是一种积极的善,也就是说,它含有积极的因素,值得我们珍视。至少,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善,作为完全实现表达自由的手段。但是,匿名性有其缺陷,数字匿名性和无限制的网络访问可以被用来制造各种事端。大卫?布林(DavidBrin)指出:“匿名性是一个大黑洞,大多数恶棍——从随处可见的单纯的捣蛋者到大屠杀的凶手再到将来的暴君——都隐藏在这个黑洞的背后肆意妄为,并借此逃脱被逮和赔偿。”此外,网络言论的狂欢性质真能成为动摇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现实坚固的等级制度的自由广场吗?当人为地煽动和发起这种带有狂欢性质的运动的结果仅仅成为一种生活恶劣情绪的发泄或成为政治利益争斗的工具时,则给现实生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谈不上任何解放作用。网络狂欢消解了现实的道德、法律原则,成为无路可去的人们最现实的乌托邦。这种虚拟的自由越是现实,现实的自由越是无望。

  因此,网络虽然狂欢,但却是孤独的狂欢;在线虽然自由,但却是暂时的、不稳固的自由。因为主客体关系扭转,主体被客体、被符号吞噬,主体的反思力已不存在。但正是这种自由的滥用,导致了伦理环境的恶化。

  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平等而有效的选举及其他参与方式,决定政治领导人和影响重大政治决策,实现全体公民或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实现人民主权的政治过程。民主相对于独裁和专断而言,是指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让人们充分地发表、交换意见和看法,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既定的程序进行决策。正如科恩所说:“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是民主的特有美德。如果人们关心自由,把自由当作终极的社会价值来加以关怀,人们同样也应该关怀民主的命运。”现代民主要求全体人民的广泛参与,只有具有全面自由的人才能在民主的制度中充分行使权力。因此,自由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民主也以自由为价值取向。民主的价值不仅在于决策过程的正当性,还在于决策结果的正确性,真理不是由同意的多少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少数人的意见更应当得到尊重。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中的一员,如果在制度上没有对少数的保证,个体的自由受到损害,最终可能导致民主制度的坍塌。

  应该说,网络民主是伴随网络政治(VirtualPolitics)概念而生的,后者于1995年被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MarkSlouka)提出,可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民主渗入网络,为信息技术开辟了“电子民主”的新渠道。从现实层面上分析,由不健全的“网络政治”带来的网络民主显示出了它的稀薄性,伴随着“网络政治”的演进和电子政府的全面推进,网络民主在未来会朝着厚实的方向发展。

  网络主体的有限性导致网络民主的不平等。“信息社会尽管是全球性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这种社会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那些受经济因素制约而无法接触到有关信息和知识的民族、社区及国家,无法享受到信息经济所预言的富裕和繁荣,同样,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众也存在获取信息上的不均衡。个人在文化程度、经济条件、语言上的差别,使得网络提供的机会上的平等并不一定导致结果上的平等。

  电子政府建设缓慢,导致网络民主无实质进展。目前,互联网政治带来的最大冲击具体表现在电子政府的建设和各国上网工程的推进。电子政府的本质就是运用信息及通信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建构一个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渠道取用政府的信息及服务,而不是传统的要经过层层关卡书面审核的作业方式,而政府机关间及政府与社会各界之间也是经由各种电子化渠道进行相互沟通,并根据人们的需求、人们可以使用的形式、人们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人们各种不同的服务选择。但从电子政府应用的情况看,网民参与点击民主、行政决策、人员选举等重大问题进展缓慢,使真正参与网络民主无实质意义。同时,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互联网使用管理规定,对组织或个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对信息的流通实施技术上可行的监管,也体现了网络民主的专制性。

  网络技术的应用使网络民主具备可操纵性。由于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公共性,所以网络技术只能依赖国家公共信息系统存在和发展。国家对网络技术具有最终控制权和发言权,使得普通网民参与网络民主失去自主权。网络技术的国家垄断性和技术本身的开放性,使计算机可以比手工更为巧妙、便捷地编辑和操纵信息,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人为的操纵,使民主活动结果偏于一方。这种操纵很难被普通网民察觉,但民主的多数裁定原则就此不能实现。

  情绪性民主影响网络民主的效率。网络社区具有开放性、匿名性的特点,网民各自争取自身的利益,反而极大影响行政决策的效率。“新的电子投票是一种为选民作决策时提供更多消息的好帮手,但决不是表达选民决断的最佳方式。”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当政治制度化还不够成熟时,失去控制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政治动乱的来临。当前网民参政的素质和社区管理的发展尚不均衡,如强行实施网络的“直接民主”,必将影响网络民主的未来发展。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人的社会交往。在网络社区里,网民在虚拟与现实的交替变换中进行交往与互动,互动双方不是面对面地亲身参与和沟通,而是一种“身体缺场”(body-absence)的交流和电脑支持(computer-mediaed)的互动。人们在网络社区的交往承担和遵循的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社会的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网络角色。

  杨堤雅曾在《网际网路虚拟社群成员之角色与沟通互动之探讨》一文中提到,网络社区中的成员在参与程度、互动行为、言辞语气、文章类型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她将成员分为八种类型,分别为成员领袖、意见呼应者、自我揭露者、经验意见分享者、(责任编辑:关婧)。118kj开奖现场香港挂牌!信息询问者、浏览者、产品推广者、干扰者。单一成员可能兼具两种以上的角色,也可能依时间的改变转换角色类型。

  早在20世纪初期,库利与米德就曾经以“镜中之我”以及“普遍性的他人”将自我解释为社会的投射,个人是社会中的自我。个人的自我形象是别人看他是什么样子的反映,个人要根据自己如何解释他人的行为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动。而“虚拟自我”则是网民在网络社区中的自我实现,由于网络本身隐匿了一定的社会规范,虚拟性也使得个人在与整体的互动中,将自我所关注的由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根据所属社会群体的一般化立场来检验自我本身,转化为自我参与网络共同体一般化立场的规范,自我设定角色行为的过程,个人呈现出反社会化的一面。

  在网络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中,“个体的内在的社会属性会消失殆尽,个体的欲望冲破了所有的内在和外在的极限,似脱缰的野马在生活中肆意狂放,最终造就了个体意识的游移不定、居无定所的状态”。这不仅是集体意识的缺失,也是个体意识在网络无从选择下的缺席。主导意识的缺乏和个体意识的不确定就像把双刃剑,既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本我的真实,投射自我解放的意味;又可以使网络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网络在高唱自由民主的同时,也造就了无数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从道德的角度看,目前网络社区的伦理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技术的异化导致人性的失衡和残缺。由于人类的过分依赖和崇拜,技术由造福人类的手段和工具异化为主宰人类甚至危害人类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进步而道德文明衰退时指出:“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界定为“座架”。“座架”一词并不是他独出心裁的任意构造,而是指强迫性的聚集,这种聚集强迫人,对人提出挑战,要他用勒令的方式,强行将人和自然纳入一个刻板的结构之中,令事物以非自然的形态存在,从而充分体现了现代技术的本质。他说:“座架意味着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限定的方式把现实物当作持存物来解蔽。座架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该解蔽方式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技术工作始终只是对座架之促逼的响应,而决不构成和产生这种座架本身。”海德格尔把技术的座架统治看作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类行为或意志力量之外的“天命”,人左右、控制不了技术,而是在技术的座架统治之中丧失了自己的本性。技术的发展一旦失去了人文价值的引导,偏离了人的目的,忽视了人自身的本质和价值,其结果必将最终损害人的根本利益。

  我们不应当对人类的自由和人类抵制诱人的技术奴役的能力过分乐观,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所说:“我们确实没有被禁闭。但是存在一个斜坡,一个内在的容易滑到的斜坡。”当人类文明迈进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网络社区领域中人的尊严遭到空前的嘲弄,人的价值和个性被淹没在数字化的海洋中,这使得人之主体屈服于技术客体,最终导致了人性的失衡和残缺。

  从技术的角度看,网络正通过技术赋权给个人,控制权也逐步从国家移向个体。这种“自下而上”的代码统治权的变化,正是各种伦理问题出现的根源。

  戴维·波斯特(DavidPost)指出,“这些杂乱、无序、半混沌、无规划和无中心的系统能够很好地解决某些网络问题,……”但是,他所描述的杂乱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并不是处理各种网络外部性问题的万能药。政府通过网络代码实施控制,增强网络的可规制性;但有效的加密程度使国家对秘密电子通信的监控难度加大。同样,过滤技术使个人有能力限制内容,或定制愿意接收的信息。屡遭挫折的政府和刚刚获得权力的网络社区开展了权力之争,争夺的核心便是网络代码。

  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在其著作《技术社会》一书中展现了一幅令人厌烦的技术面孔。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已经不可逆转地塑造了人类在这个世界生活、工作和交往的方式。同样持有技术悲观主义的还有马克斯?韦伯。他创造了术语“铁笼”,用来指称技术怎样把人类禁闭到某种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机器总是改变人的存在状态。现代机器的本质比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更密切地渗透到人的存在状态中。技术的危险不在于机器成为杀人狂,或者在于我们可能因为与机器的错误相比较而误解、误用机器,而在于人类存在状态的转变。通过技术,人类的行动和期望基本上被扭曲了。技术进入到人类生存的最内在的领域,改变我们的理解、思想和意愿的方式。他早在1957年就注意到,技术统治的驱动力已经深入到人的内心,到达思想和实在交汇的语言:

  语言机器预先规范和调节我们通过机械能量和功能来使用语言的方式。总之,语言机器是——而且仍将是——现代技术对语言模式和语言世界进行控制的一种方法。与此同时,人们的印象却认为人是语言机器的主人。但事情的真相也许正相反,语言机器把语言统管起来,因而也就控制了人类的本质。

  无论在政府还是在个人的手里,代码都是一种强大的规范力,因为它具有可塑性和隐匿性,具有潜移默化地规制和塑造人们行为的灵活性。安德鲁?夏皮罗(AndrewShapiro)把网络向个人用户赋权的能力称为“控制革命”,他认为政府对这场革命的抵制将“变得越来越精妙,当政府越来越擅长调控代码而又不违背宪法的限制或遭到公众反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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